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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脂佛像之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
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（包括树脂佛像）。目前，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。
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(1385年)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，整躯气宇轩昂，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。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：“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……谨发虔心……吉祥合家乐安。洪武七月。”若无题记，我们根据经验判断，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。
北京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(1396年)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，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，皆结跏趺端坐，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。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。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：“周府欲报四恩，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，俱用黄金镀之……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。”体量虽小，做工精巧，风格古朴，气韵十足，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。
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，“周府”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。朱肃于洪武三年(1370年)受封吴王，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，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。洪熙元年(1425年)卒，谥号“定”，所以又称“周定王”。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，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？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。据记载，洪武十五年(1382年)马皇后去世，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，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诸子，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，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。由此因缘，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。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，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。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，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《开元释教录》中。在这部经目著作中，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。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，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。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。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，转动一周，即表示念诵大藏经一遍，可谓一举而多得。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，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(金申：《历代佛像真伪鉴定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年)。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。
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，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。这些造像大小、风格完全一致，应当是一模所出，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造像也有不少出现，有的是近年新仿，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。不论何时仿制，与真品区别明显，不难鉴别。（包括树脂佛像）

鉴别金铜佛造像的真伪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先是看材质。金铜佛像有青铜、黄铜、红铜和其他铜合金等，但不同时期的用铜是不一样的，元代以前的铜佛一般都用青铜，也有一些红铜制品，元代以后则出现了较多铜锌合金的黄铜及纯铜制作的所谓红铜佛像，而在青铜上鎏金的佛像一般被称为金铜佛像，黄铜佛像大多是不鎏金的；其次是看标志、坐骑、手印和坐姿。佛像制造时十分严谨，造像的标志、坐骑、手印和坐姿都是很规范的，只要多加学习，了解各个时期金铜佛像的不同特征，并细心察看和对照，就可准确地为某件藏品定名，这样不但能分清藏品是佛还是菩萨，而且还能弄清是哪尊佛像和哪尊菩萨；再次是看面相、体型和服饰。佛像的面部五官、身材比例、肌肉和衣纹特征等，不同的朝代，即使是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也是有许多变化的，比如隋唐两个相连的朝代，虽说佛像的整体风格是相近的，但面相还是略有区别的，隋代的佛和菩萨为半圆脸型，唐初起就变得稍瘦一些；是看款式。款式是指佛像本身所固有的文字资料，比如铭文和题记等，对收藏者在鉴别佛像真伪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此外，还可用嗅觉法进行鉴别。古代的金铜佛像或其他木质、陶瓷等材质的佛像，在长时期受人们供奉时被烟火所熏染过，或是长时期埋藏于地下。只要对其仔细进行嗅别，一般都可以嗅到烟火、发霉或发朽的味道，而现代仿制品则完全没有这种味道，即便是有些伪品用烟熏或埋于地下等作旧方式处理，也难免露出破绽，或烟火味过浓，或泥土芳香太浓，为行家所识破

(树脂佛像)佛像似有所本，综合创作
清末民国时，古玩商佛像（树脂佛像），专仿唐代以上到北魏的佛像，唐代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，但南北朝的佛像本身就不太多，古董商缺乏好的标准图样，往往就凭空捏造，不伦不类，或者是东拼西凑，移花接木，猛一看似有古意，稍加推敲便漏洞百出。
假如有一尊北魏太平真君五年(444年)刻款的铜佛，身着褒衣博带式大衣，这尊像就值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因为这种衣饰的佛像在北魏早出现于孝文帝改制后的5世纪末，这在石窟考古上已有定论的，但有的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却得出此像较学术界公认的服饰出现年代提前了一百年，可旧说，可重视的结论，这就属于削足适履了。
又有一尊石雕的水月观音像，署款是“北魏的孝昌二年(526年)”，被认定是真品收入南北朝史迹的图录中，但根据石窟造像和壁画以及传世的佛像画等等一系列的证据推断，这种水月观音的造型早出现在9世纪的晚唐，不可能提前三百多年前出现。
学术上鼓励创新，勇于突破前人旧说，但怕的是替作伪者说话。要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发现问题，要穷追不舍，宁严勿宽，避免失误。
实际上这尊像从其他几方面也可判断是伪作，但是奇怪的是这尊像是宁夏西吉农村出土的，并不是现代，说不定是明代在仿制商周青铜器时也顺便仿制了些佛像（树脂佛像）吧。

按传统技艺制造的佛像
这种作伪与上述作伪动机有区别，例如尼泊尔、西藏地区制作佛像有着上千年的历史，他们是为了的需要而制作佛像，至今仍然按照历史上下来的传统手法忠实地制作着。制作者并不是有意模仿古佛像作伪以，因为制作佛像、法器、绘制唐喀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格式、对佛像各部位的比例、衣饰、身相、持物等都有详细的规定，所以这些工匠们制出的佛像，有的与明清时代的铜佛在外形上可说是几乎没有差别。但新工艺毕竟不等同于古代作品，在质地、做工和细部上仔细观察还可体味出新旧的不同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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